研究农民　富裕农民

一部《吴仁宝评传》让他与华西村结下了不解之缘，《中国三大村》出版时他已成为著名的农民问题研究专家，新近他又为农民兄弟写出了《中国农民富裕化道路》。最近，我们在江苏省委党校见到了因上述著作而声名大振的冯治教授。

这位已“进城”多年的农民的儿子，依旧保持着朴实厚道的农民本色，从《果都春秋》、《吴仁宝评传》到《中国富裕化道路》，在每一本著作里，他都特别注明自己是“江苏丰县大沙河果园人”。

1955年出生的冯治，19岁高中毕业后就当了农民，先后任过生产队记工员、会计、大队副业主任等职务，因而有着深厚的农民情结。1982年冯治从徐州师范大学历史系毕业留校任教，可是少年时代贫穷的农村生活给他留下了太深的烙印，即使从事现代史研究，他也念念不忘曾养育过自己的农村……一部《二十四史》让他看到了农民力量的伟大，他陷入了深深的思考中：孙中山为何“革命尚未成功”？毛泽东为何能建立新中国？归根结底在于农民问题处理得好坏上。“我是农民的儿子，又当过几年农村基层干部，深知提高农民素质和改变农村面貌的艰辛困苦，农民问题解决的好坏直接决定着中国现代化大业的成败。忘了农民，你就是读100万册马克思主义书籍也是没有用的，因为中国最大的‘民’是农民，农民问题即是中国问题，中国不论什么问题，要刨根问底的话，都要去问问农民；农民的命运如何，关系党和国家的治乱兴衰！社会主义理论如何在农村变为现实，农民如何实现富裕化与现代化？一直是我苦苦探求的问题。我一年有一半的时间下农村调查，就是想从实践和理论的结合上探寻到这条道路，以实现我写农民，研究农民，富裕农民的毕生追求！”

早在农村劳作的那几年，自幼好学的冯治就开始搜集农村老典型大寨和新典型华西村的资料，初步建立了整整两编织袋的典型村资料库。1992年初，他开始写《吴仁宝评传》，直到1995年12月才完成。为了写作，他在华西一住就是几个月，放弃了作父亲和丈夫的责任：儿子在家被玻璃扎成血人，到医院缝了39针，他仍在华西；妻子住院动手术，他仅在床边陪了一天，手里还捧着一大叠书稿……可老天不负苦心人，《吴仁宝评传》成为人民出版社出版的第一部农村基层模范人物传记；得到几十家中央和地方新闻媒体广泛宣传与评介；中国新闻社为此向海外媒体发送了千字的电传稿；连曾两度拒绝采访，不许别人给自己立传的吴仁宝都感动地说，冯治是大老实人，他写这本书吃了大苦，受了大难，写的既有理论深度，又有可读性；既总结了华西几十年的经验，又研究了农民问题。

自立志研究农民问题以来，冯治先后选择了江苏丰县、锡山、江阴、大沙河镇、华西村、向阳村、唐沟村、浙江宁围镇、河南刘庄、山西大寨、天津大邱庄等典型农村社区为研究调查对象。为写作《中国三大村》又不至于千人一面，他不怕别人烦，变着法儿到三大名村寻宝，乘车出差也就成了冯治的家常便饭。他出差的票据有七八个信封，许多花销根本无法报销，只能自己贴；到西部贫穷山区调查，与乡亲们同吃同住，入乡随俗；遇到采访中的各地农村方言大眼瞪小眼，就白天背着大包磁带录，夜里反复听，折腾到半夜才睡。那会儿，冯治面容憔悴胡子拉碴，提着大包小包资料到处跑，许多人一开门，以为是搞推销的，受了多少白眼、冷遇，他自己也记不清了。1997年20余万字的《中国三大村》在《今古传奇》上以特稿连载，在海内外引起了强烈反响，被西部多省的报刊连载后，也为农民提供了脱贫致富的经验与信息。同时，冯治也走出了一条以撰写中国农村先进带头人评传为载体，克服以往农村问题研究中“见社会不见人”的缺点，直接实证研究当代农民问题的学术之路。

此时的冯治已被评为“江苏省有突出贡献中青年专家”、“江苏省首届优秀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”，并被英国剑桥国际名人传记中心、美国国际名人传记研究院聘为名誉顾问……然而坐在记者面前的冯治丝毫没有大架子，还为自己在书上签名时的字体不够俊秀而难为情。